二、“邛笼”与“高调”的区别与联系

　　“邛笼”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专家们普遍认为是羌语的译音。《北史·氏培》中呼之为“石巢”，《唐书》又称为“多周”。后人解释“多周”即是“雕”、“碉”。李贤在《后汉书》中注云：邓笼“今彼土夷吸为‘雕’也”。以此一说，导致后来“邛笼”即“碉”说的定沦，而且没用至今。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藏族地区的传统建筑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改畜逐水草”，“联毛帐以居”的帐篷建筑；一种是独具特色的木结构井干式建筑；再就是具有典型代表的碉式建筑。传统的建筑技术分，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石砌技术；一种是土夯行术。在传统建筑形式和传统建筑技术中，碉式建筑与砌石技术和“邛笼”建筑有着紧密的联系。碉式建筑中，大量的是居住建筑，少量是“高碉”建筑，可以《后汉书》中所指的“邛笼”就是这两种建筑的源，而这两种建筑是“邛笼”建筑所派生出来的两支。人们往往把藏族居住建筑和阿坝州茂汶一带羌族的居住建筑都称之为碉房或碉楼，这不能说是没道理的。尽管它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之变，已经不可是单纯“垒石为室”，而是已经聚合了井干式和干栏式建筑体例和夯筑技术成为一种复合体，但是它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邛笼”建筑的基本造型和特征。这才是“邛笼”建筑的主体分支。而“高碉”建筑只是承袭了“邛笼”建筑中的高度，增强增强防卫能力而使砌石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一个次要分支。犹如我国古代中原的城市，它的总体建筑包括这个城市的所有建筑，但其中护城河与城墙只是防卫性建筑。同样古代甘孜、阿坝地区的“高调”建筑也只是防卫性建筑。我们不能说护城河与城墙就是这个古城的总体建筑的代表，哪么“高调”也不能算作藏族传统建筑的代表。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龙马龙人“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邓笼”。如果我们把全文和这段话连贯来理解，所谓“室”就是指冉马龙人居住的房屋，其基本特征是用石头彻的，而且很高。《北史·氏传》曰：“‘附国’“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磲，以备其患。其石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文中之“石巢”除了保持了《后汉书》中“邓笼”的上述基本特征外，已经将“多周”的具体形态表述出来，说它的基础部分只有三四步宽，顶部宽二三步。这种“磲”显然那时已经从居室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种建筑形式了。所以说《唐书》中所指的“多周”应是“磲”而不是“邛笼”。以“浮图”名状，表达极为形象，故后人又有“高碉”为“浮图”之说，盖源出于此。“邓笼”为古羌语音，但是在芦花、黑水一带的藏族人们中间，称“高碉”为“龙垮”而不称“邛笼”。“笼”同“龙”，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

　　笔者曾经在四川藏区力求找到想象中古代“邛笼”建筑的典型历史遗留，来证实“邛笼”并不等同于“高碉”的论断，结果有几点发现：

　　1．在康定营管区，有为数极少的建筑，它的形式是，前面是与一般居住建筑相同的布局，或二层，或三层。使是，在居宅的后半部将砌体加高，使其突出部分更加具碉型，这个部份与居室是整体相连的，宅比居室高出一倍半到两倍，其通道是从居室的平顶而上，用独木梯攀登，门一般高出手顶三米左右。平时这个突出部分只是用来储备粮草用，遇到紧急情况，主人们才将它们用来藏身和防卫。

　　2．无论是阿坝州的嘉城地区，还是甘孜川康南、康北、康东地区，在许多藏房的平顶上均有一些小设施：一是修在正面角上的人们熟知的“松科”，它是因为藏族信仰喇嘛教的缘故，用来放吉祥烟的。在后面角上还修有一个长宽约六十公分，高约一米，上面插着嘛呢经幡的小砌体，当地人们称之为“色可尔”，以表示其祖先曾经在这个部位上。恰是建“碉’的部位。因为高调对于单户人书说，工程量过大，难以承担，加之居室部分后来经过多年的改进，已经具备足够的防卸性能己不必建碉。为不忘先祖，故以简单的形式作为纪念。

　　3．藏族对“高碉”的称乎大概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宗”，最早的含义即是指“高碉”，即是堡垒之意。后来引伸出县的专称（指县级行政区域治所名），例如得荣县叫得荣宗，炉霍县叫章谷宗。任乃强先主认为“羌人谓乱石砌成之碉楼为“宗”。还阐述了它的创造者是钟羌人，故名“钟”，这个“钟”与藏文中的“宗”有什么联系呢？是否同出一辙，均为古羌语译音？目前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尚难以断定。在康南一带称“高碉”为“绛宗”，实际上就是“宗”的同称。只是在其前面加了一个“绎”字。“绎”是今云南丽江一带的古名，“绛宗”是说“宗”是居住在那里的纳西族人建造的。乡城一带称之为“毕雍”，实际上是由于口语发音的关系，仔细分辨就是“绛”音的稍变。另一种是“可尔”，它是较“宗”更为专一的对“高碉”的称呼，丹巴一带藏族口语称之为“卡”，这也是山于地方发音造成的，实际与“可尔”是一层意思。前面已经提及，黑水一带的藏族称“高碉”为“龙垮”。“垮”是指倾斜的意思，因为“高碉”建筑下大上小，向内倾斜，故以形称之。以上三种称呼，语音相近，指物明确，都指“高碉”，它们都是古羌语的译音。 　　藏族对居住房屋的称呼为“空巴”，这是一个普遍的统称。至于称“家、家里，屋、屋里”叫“钦龙”，不但音与“邓笼”相近，而意基本吻合，这个称谓来自古羌语的译音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三、关于几种对“高碉”建造者的看法

　　四川甘孜、阿坝地区“高碉”建筑的出现，历史久远，其说不一。

　　1．“爱剑教之四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春秋战国时期，羌族一部份部族中农业生产的出现，是“邛笼”建筑出现的根本因素。“冉马龙部族，君长以什数”，究竟是哪一支在“邛笼”建筑之后，开创“高碉”建筑之先河的呢？最初形成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北史·附国传》载：“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同附国同，语言少殊，不统一。”又载：“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这两段话说明：嘉良夷的生活习俗与附国大致相同。既然那时居住在雅砻江流域的附国已经出现了“高碉”，无可置疑居住在“邛笼”之乡的嘉良夷地应早于附国出现。嘉良夷的确切居住地点在大渡河流域，即今阿坝州嘉绒藏区。《新唐书·西爨蛮传》述嘉良夷的地域在“雅江五百里之诺诈、三恭、布岚，欠马、让川、远南、卑庐、夔龙、曜川、金川、东嘉良、西嘉良等十三部”。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三位同志在《羌族史·西山八国》中说“哥邻系自称之译，而嘉良则译自他称，两者实际是一个部落。”还指出，“现在这个地区的藏人还自称‘哥邻’。但是，自称为哥邻的藏人尚不止此。阿坝州的汶川、理县、马尔康、小金、金川、理塘，甘孜州的丹巴，以及雅安地区的宝兴诸县境内，约有十一万居民还保留着与此相同的称号。”“今丹巴县大小金川江合处的东岸，有中龙，大寨两村，为百户之邑聚，在一山弯的斜坡上。依山临江。外人不易至，隔江望之，有数十高碉参天，恰似在上海望浦东工厂的烟囱林，为金川地区一大奇观。……其似烟囱之高碉，皆十层左右之守望碉，亦皆乱石块所砌，多已废败。估计建成已千余年矣。此区在隋唐世称‘嘉良夷’，声名甚大。疑此碉群即嘉良夷故都，历史衰败耳。”综观四川甘孜、阿坝地区各地的“高碉”，无不以大小金川的“高碉”作为例证，因为这里的“高碉”之精品均汇聚于此。以今推古，要说这里就是“高碉”文化的发祥地，其理由是充分的。

　　这里的“高碉”文化是沿着什么道路再向东和向西扩散的呢？向东要越过邓峡山脉才能到达服江上游，这里有两条通道一，条是逆抚边河而上，到两河附近翻江桥山，到杂谷脑河，沿杂脑河而下直到汉川。另一条是逆达维河，翻过巴朗山到邓生，即到氓江支流卧龙之水，顺水而下谷至氓江。乾隆年间，清廷攻打大小金川即走此道。向西则沿大小金川而下至章谷（即今丹巴）丹巴是诸水汇合之地，是古代藏、羌民族迁徒和文化交流的枢纽，是“高碉”文化从大度河流域推进到雅等江流域的通行。这条通道的最大可能性就是逆革什扎河而上（即今大桑为人哪过党岭山，即达道军鲜水河流域，然后南行至道军瓦日，便是纵贯甘孜腹心地带的雅举江。前面介绍的“高碉”集中分布的道军上下扎，新龙县，康定县营关区、沙德区，都在雅碧江流域，构成了雅碧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今马尔康的木尔宗，金川的观音桥，丹巴的革什扎，道单的城关和瓦日，炉霞的仁达，新龙的下占区等地发现的尔龚语”，是属羌语支的语言。但它“又渗入了许多藏语词汇。……这就是一千多年以来，藏族同化和融合当地古氏羌人的过程中，语言上所产生的同化效果”。如果把上述同一语言的地区用一条线连接起来，正好与“高碉”文化传播的通道相吻合，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至今，革什扎地区的不少人，是从道孚玉料一带迁徒而来的；道孚城区和瓦日一带的不少藏族，都与革什扎，金川一带的藏族有着血缘亲属关系。这条通道可能在吐蕃统治这个地区之前就已经形成，后面所要涉及的“石棺葬”文化，也是沿着这条主要通道而由东向西发展的。

　　2．康定县营关、沙德一带的“高碉”，有说是明正土司“以备南来。西来之寇所建”．据邓少琴先生所撰《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认为：明正土司系西夏王朝西吴王之后裔，南迁后仍把新住地称为木报。“从木雅现存的故俗和遗迹，亦可看出与西夏人的主活有深厚的关系。当地居民认为八角碉为西吴王时代的遗物。这种建筑。康北地区未见，多在康南，大小金川流域也有，而密集于立曲河谷（东俄洛河）。八角碉的分布，以‘西吴绒’为中心，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比明正土司辖境为大。“八角碉具八棱，皆为石砌，形似菱花，下多而上敛，高可十余文”。“西夏人崇尚高台；亦筑寨堡，且擅长垒石，所以南来定居以后，为了御侮，便发展了建筑碉寨的技术。因而有上述以西吴线为中心的大量的八角碉遗留下来”。王静如先生却认为：西夏人的祖先（指党项）原来就住在川康地区，后来才向北迁徒，所以北迁的党项和］计家地区原住地的祖先，有着血缘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尔在西夏王朝灭亡之际，再集体。蒙难归故。“木雅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四百余年，时间比西辽几乎长达六倍，如果加上西夏王国的本身及其先世所主持的夏州政权合并计算，便超过整整八个世纪，像这样一脉相承近约千年的地方政权，在祖国历史上实为罕见，而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隋书·党项羌》载：“其种有宕昌，白狼，自称为弥猴种。”这与藏文史书所记西藏古代六木氏族之一的董氏，传说自猿猴繁衍而来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董氏就是指党项的一个分支部族。当时作为党项的分支的白狼和宕昌分别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在什么地方呢？《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自汉山以西，……白狼，槃木、唐取等有余国。”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认为：“从白浪、槃木，唐取等部居住在汉山郡（今阿坝藏羌自治州东部）以西，以及他们与成都平原的交通要道通过邛崃大山（大相岭）等情况推断，其部落应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如果说（木推）西吴王的祖先是党项羌，从上述地理方位来看，那么应是白狼种。而宕昌却在羌水（白龙江）一带，以牧为主，住屋“织牦牛尾及猪羊毛覆之”，相距那样遥远，它是为什么北迁的呢？白狼与宕昌之间的血缘关系究竟如何，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了。

　　把分布在力邱河（同立曲）一带的以西吴绒（即色乌绒）为中心的“高碉”文化，说成是西夏人南来后才出现，单从历史时间观念来讲已经不妥当了．上文中已经谈到，“高碉”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就在雅碧江流域的附国和大渡河流域的嘉良夷中兴盛，而西夏王朝的覆灭，已经是蒙古族兴起，宋王朝频临崩溃的时代，那时高碉文化已经经历了近八百年的历史，还需要西夏人再远携而来吗？

　　3．康南一带的多城、得荣、巴塘等地的“高碉”；为居住在云南中旬一带的纳西族人所建。据当地老乡讲，很久以前，当地人不懂夯砌技术的，是纳西人带来这种技术，并传播会今。在巴塘中咱地区至今还残留着当时纳西族人兴修的水利工程遗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概况，》载：“那里的纳西族最初居住在今四川盐源一带，也是古芜的一支，为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时期始迁至云南中甸。”明代万历年间，丽江土知府木氏扩展势力，侵占了金沙江东面的乡城、稻城、得荣、理塘、巴塘等藏族地区，并采取了“屠其民，徙摩些成之”的移民政策，先后将许多纳西族人强迁到上述地区，修筑土碉，以镇压当地藏族的反抗，以巩固其统治势力。不过我们不能以残存的这些高碉遗迹，就认为纳西族是四川甘孜、阿坝地区“高碉”文化的先驱。因为这个时期较之木雅地区所涉及的朝代还要近。而从西藏昌都卡诺遗址中，已经发现了早期夯筑墙体，这说明早在四千六百年前，居住在那里的藏族先民就已经初步掌握了这种技术。这是一种土著文化，并非外来。至于借鉴石碉造型艺术，把夯筑技术融入“高碉”建筑中，更是一个创举。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