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广大藏区，人们常把佛经、祷词、咒语、佛像图案等印于各色旗布，缀系在木杆或带有娅权的树枝上，插立于帐房或庭院门口、屋顶、院中、山头、鄂博上，以祈福镶灾，藏语谓之"达觉"(Dar-lcong )，一般译为经幡，青海藏区口语多称"经布"。所谓"雪域处处立经幡，农牧千里见一风"，经幡林立，处处飘杨，形成藏区常见和独特的景观。兼有乘风飘飞的"隆达"(汉译为禄马旗或风马旗)和悬于山娅的"米特"(汉译横旗)，为这种景观增添了色彩。经幡、隆达、米特等，对于几乎全民信奉佛教的藏民族来说，是一种信仰的标志，也成为一种生活的习俗，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考察其渊源和流变过程，具有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一、原型论

    经幡始为本制箭矛，起源于原始的树木崇拜，苯教的木神观念是其理论基因和支柱。树木崇拜是人类早期社会一种普遍的信仰类型。如果我们承认泰勒所说世界文化的同一性与一致性，不妨先以世界各地的树木崇拜作为一个背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考古研究表明，人类早期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出现，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等等应运而生。其中，树木崇拜是自然祟拜的重要内容。原始先民们相信树木同样有精灵、灵魂或主神，从而形成形形色色的树木崇拜仪式。无论是亚欧民族、非洲人或北美人，还是基督教区、佛教区，都为这类现象留下遗迹。希腊人曾把木杆、木板或圆木作为原始神的纪念碑，非洲达乌尔人放木棒于桌面视作祖先，巴西部落把木棍插入奉献的祭品，达雅克头人在住房边立一根竿子并压一小鸡，还有孟加拉邦神话中的参天大树，奥维德故事中伟岸的撇树，古斯拉夫部落的榭树，也门内格罗的棕搁，希腊神话中的护树女神，北亚希伯利亚人悬挂祭品的树木，印度的菩提树，拜物教徒视为祭坛的木块，等等。至今流传的藏族神话和苯教灵魂观念中，树木也是神圣的，是崇拜与祭祀的对象。认为树木是寄托灵魂的自然物之一，若砍掉树木，人的灵魂就会失去。藏族民间故事《说不完的故事》虽有人认为以古印度的《尸语故事》为原型，但在藏区普遍流传，体现了藏族先民的崇树意识。故事以主人公从林中背回一具尸体为串联点，由那位无所不晓的尸体讲述出一系列故事。从故事还可以看出，藏族古代由树木崇拜意识演变出树葬习俗，人死亡后将尸体送往林中，认为这是灵魂升往天堂的最佳途径。这种习俗至今在西藏一些地区遗存。在西藏林芝有座称为"苯"的神山，朝圣者们把刻有道道格痕的小木棒放在路上，认为是灵魂升天的阶梯。山腰有棵参天大树，树干上高悬着许多箱子，树上既挂经幡，又涂酥油，说这是与天相连的神树。所悬木箱则是当地特有的小孩悬棺，认为古树是天梯，灵魂能通过它升入天际，林芝的路巴藏族也悬藤箱②。这些与《说不完的故事》中所描写的在丛林中悬着无数木棺的场景颇为一致。正如泰勒所说:"遗留、仪式、风俗、观念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个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或活的文献。（3）这些"文献"正是苯教万物有灵观念的体现，认为"在每一棵树中，无不存在着灵魂。"④公元前3世纪前后，雅龚部落崛起，出现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为了应合赞普王权，进一步提高树木崇拜的意识，加以神圣化，创造了聂赤赞普以及"七天座王"等为天神之子，他们降凡人间，治理雪域，皆通过攀天光绳或木神之梯下凡和回升天界的神话。到了支贡赞普时期，支贡赞普虽然斩断了自己头上的木神之绳，却用依山建陵代替灵魂回升的天梯。古老的传说认为，山南琼结建立赞普陵墓的"这座山与天际相接，它或者是架天梯，或者是一根天绳。"⑤同样，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将宫殿建在雍布拉岗，藏王松赞干布把其宫殿修在布达拉山顶，除了象征王权的至高无上，也有可能是把圣山看作天梯观念的痕迹。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或者更前一点，部落之间的争战频仍，作为常见武器的箭和矛，是战斗力量的象征，在战事与崇拜的交点中，人们想到了木制箭和矛的插立。根敦群佩在其《白史》中对这一习俗有过描述:"在布达拉山头，赤尊公主修建的红宫之顶饰以箭矛，以此为例，臣民在赞普的住地，亦砌建饰有箭和矛的红府与鄂博。"⑧众所周知，赤尊是尼泊尔公主，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古印度早有立幡习俗，《罗摩衍那》中就有过市民们听到罗摩衍那受到灌顶的消息后纷纷在房顶竖旗幡的场面。藏人插立木箭木矛，很可能是沿用古印度习俗，结合藏地崇尚武力和木绳天梯观念的产物。此外，在古代各民族中，屋旁立竿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美国人约翰在其《远东的林中生活》中写道:"当库奥普的达雅克人的头人在自己房子旁边立一根高竿时，在为竿子准备好的坑内扔进一只小鸡，这根竿子必须压住它。"由此看出，藏区赞普以及头人立竿，可能还有镇邪、克敌和保住自己地位的目的。总之，在吐蕃时期，从树木祟拜发展到象征战斗力量与大众地位的木制箭矛的竖立，苯教为赞普家族编造的木神之绳的神话起到了连接的作用，是完成这一过渡的理论基因和观念支柱。同时也体现出外来文化与本土观念的结合，成为后来竖立佛教经幡的早期形式。这一形式至今保留在广大藏区，青海化隆县杂巴、多巴脑山的藏户人家，把经旗挂在杆头削尖的木棍上立于门顶，有时杆尖系一缕羊毛。黄南农区竖立有日月图形的经幡，也不忘让一根铁丝露出杆头。而偏远的游牧民间，保留着更为原始的经幡:没有经布，幡杆削尖，或悬几层绒毛缨子，迁帐时杆头朝天系在牛背上运走。

    二、演变论

    木制箭矛代之以图腾旗，进而演变为军旗、队旗和胜利幢，通过赏赐立于勇士门户之上，是为经幡之雏形。
    作为原型的木制箭矛并未能直接产生经幡，而是从木制箭矛到经幡的正式形成，中间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首先以图腾崇拜为基础，通过庆典活动时挂旗幡，以图腾旗代替木制箭矛。古代藏族的图腾崇拜，除掉普及性的耗牛和祖先崇拜意义上的弥猴，现有幡面上的动物多以马为主，兼有虎、狮、龙、凤，统称"五雄"。对于以马背为生、视马如命的藏族来说，骏马是生活的必需，是战斗的助伴，藏族古代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的"赤兔马"，大将贾察的"嘉霞马"……皆具灵性，有超人的谋略，从这些描述可知藏族先民对马的崇尚。再以《格萨尔王传》为例，岭国格萨尔部以雄狮为图腾，白帐王以猛虎自喻，称"虎帽王"，其所属的霍尔部落则以虎为图腾。另外，王兴先先生研究认为，岭国的两个部族又分别以青龙和大鹏(凤)为图腾⑦。显然，"五雄"实为力量和勇猛的象征。因此，正如《白史》所说，吐蕃"军队将领穿虎服"，"赞普出征，前行百名骑马勇士，左列百名虎服英雄"⑧。另有文献说，吐蕃远征军以坐骑的毛色编队，今云南白马族就是吐蕃白马军队的后裔。泰勒认为，"发展和退化，丧生、复生、变种等是复杂的文化网之中的连接线"⑨。一个民族或部落，既然有了图腾，就会有图腾标志，在古印第安部落，常把看作图腾制度的祖先物神或图腾柱立于适当位置。在"以苯治国"的藏族古代社会，常以人、马、牛、驴等作为祭祀神抵的牺牲品。后来，为避免大量杀生，开始用红泥或糌粑团塑造出动物的模拟像。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一统青藏高原，吐蕃有了统一的文字，导致了图纸的大量使用，启迪人们把动物形象印在旗帜上，出现了图腾旗。这种旗幡常在举行节日庆典时悬挂，以增加喜庆气氛，从而逐渐以悬挂图腾旗代替了作为树木崇拜仪式的木制箭矛，并成为以后产生经幡的基础。从一些文献记载看，在吐蕃早期喜庆时悬彩挂旗成为时尚，黄奋生先生在其《藏族史略》中讲，藏王松赞干布令大臣吞米桑布扎等制定法令条文，"法律颁布之日，曾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树林上挂着彩旗，天空中飘着各种颜色的帷幔和缀着琉璃樱路的蕃旗……"⑩今天，在广大藏区的民间宗教活动中，同样保持了旗幡作为某种仪式的遗俗，民间各种活动，包括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均以彩旗幡幢作为仪仗队的重要标志。也许人们从《罗摩衍那》故事中罗摩衍那受灌顶为王的消息传开后人们纷纷立幡欢庆的场面，联想到印度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强烈渗透，但人们会从现存的一些遗俗看到树木崇拜演进到立幡习俗的内在联系:作为最古老教派的宁玛派在举行某些活动时，由一位老僧举着柳树枝，其上用白色哈达挂着画有轮回图的唐卡(佛教卷轴画)，老僧后面，则是举着幡幢的仪仗队和乐队；在藏区许多寺院和村庄有其所属的"神树"，神树上悬挂绫罗哈达，至今盛行不衰；有的寺院还在寺属的松林中给每棵树系上一撮白羊毛作为"放生"的树木加以保护；更有甚者，还有个别人以终年守护一棵挂满哈达旗幡的古老"神树"为荣。除向神树挂哈达旗幡，还有磕拜、煨桑、祈祷等仪式。显然，这是一种树木崇拜仪式，它与松赞干布时期的庆典仪式是不无联系的。爱德华·泰勒指出:"单纯地保留古代习俗，只是从旧时代到变化了的新时代过渡的一部分。对于古代来说曾经是严肃的事情，对于后代来说则可能己经变为娱乐。"古代那些严肃的仪式虽然离我们较远，但现今广大藏、蒙古、土族人选择吉日、祭鄂博等时的挂旗仪式，特别是土族庆丰收和纳顿会专门竖立长幡的隆重仪式等，这些习俗的娱乐气息远远超过了崇教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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