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吐蕃时期，藏族先民崇尚武力，以战为荣。《旧唐书·吐蕃传》说，吐蕃社会"贵少壮，贱老弱"，以战死为荣，连世战死，视为"荣誉甲门"，赐旗嘉奖。古代藏族部落中，哪一家做了对不起本部落的事，或战争中当逃兵者，要么不许他们立杆，要么在旗杆上挂狐狸尾巴⑩。看来，当时给英雄将领穿豹饰虎服，懦者头垂狐尾，以及为"荣誉甲门"赐旗，是吐蕃的一大风尚。因此，在根敦群佩看来，这种为勇士赐旗的军事特权形式，是经幡的母体。他在《白史》中写道:"各户屋顶竖一旗杆，为藏族与众不同之俗。经幡始为军之标志，后成为宗教之事。"作为军之标志的旗帜，有军旗、队旗、胜利幢等。在藏族著名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常见到各类旗帜，如格萨尔王的雄狮旗，杂德却窘见尔那的事业大旗，霍尔白帐王部下赤旋孕茂钦的白旗，以及封官出征时赐给部将的背旗等，都是古代一种军旗、队旗的标志。还有一种称作"坚赞"的胜利幢，有的印有动物图形，是古代藏族崇尚的图腾，是胜利和昌盛的象征。直到近现代，胜利幢作为胜利象征的装饰品或供神物品，竖立于寺院、宫殿等重要建筑物的屋脊上，或用于节庆与仪仗队，仍将它视为自豪、勇敢、荣誉的象征，它不仅具有宗教含义外，还有藏族风俗上的重要意义。
人们知道，藏族文化对我国蒙古族有过重要影响，从至今遗存的鄂尔多斯蒙古人在门前竖立印有"时运之马"的旗幡上，似乎看出它从军用到宗教内容的变化，说明经幡的渊源。这种名为"嘿毛利"的旗幡，顶上有明晃晃的三个叉，叉上鉴有日月图形，并挂一面长方形蓝旗，有的左右对称，用细绳相连，挂红、黄、蓝、白、绿等彩旗。蒙古人的传说认为，当年成吉思汗高举这面旗帜，用弓箭长矛南征北战，他去世后葬于鄂尔多斯。为了纪念这位伟人的业绩，百姓把旗帜和武器仿制下来，竖于自家门前，每逢过节，必得朝拜，历久成俗，又与人生三宴(生、娶、死)结合成一些仪式和习俗。竖立"嘿毛利"旗时，还请喇嘛念经，举行开光净旗仪式⑩。这些习俗与古代藏族早期竖立木制箭矛，后来竖杆挂旗可能有某种文化联系，至少有共同之处。
三、形成论
佛教的发展使旗幡成为经幡，变为独特的祈祷形式，禄马风旗和米特横旗有了各自的排场，并从理论上加以改造，给予新的阐释。
9世纪中叶后，吐蕃王朝崩溃，割裂的藏区，不仅部落战争连年不断，后来教派间的斗争也日益剧烈。元朝统一中国，八思巴统领藏区，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统治，才为制止泛滥的赐旗行为提供了可能。若赐赏图腾旗等仍是单纯地纪念烈士，恰与佛家宣扬的众生和睦思想背道而驰，统治者不再有理由让臣民信徒血战残杀，但也无力禁止竖杆立旗这一古老的传统习俗。以佛教的高度发展为后盾，基于藏族早期土著文化中的树木崇拜和动物崇拜，抛开木制箭矛和战旗，倡导纯粹宗教意义上的经幡是可能和必要的。"从理论和实践上，佛祖与树木所共有的密切联系使树木崇拜在信佛区与佛教影响区中地位更高，佛陀在自身的轮回之中曾经四十三次是树木精灵。"至于著名的菩提树，几乎是佛祖释迦牟尼到涅槃境界的唯一"天梯"。据此，佛教界并没有必要做出中世纪基督教反对神圣的树木和丛林的运动那样轰动的事情。印有时运之马或五雄的旗幡以及在树林挂旗的习俗仍旧继续下来，并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扩散到蒙古、土族及其他地区，也使"嘿毛利"、宝风旗、五雄旗等至今遗存。但任何民俗事象都不是单一地发展的，而是有其变异性。从元朝起，藏区广泛使用雕版印刷术，这使经幡得到直线式的发展，并从形式和理论上加以改造。藏传佛教声称，经文印于旗布，每动一下等于念经一遍。出于积聚"资粮"的目的，旗面只印禄马等的形式渐被淘汰。人们不仅在经幡上印上经文，且尽可能多地印上佛教祈祷词和咒语。为印上更多的经文等，他们让旗布在幡杆限度内尽可能地延长，又在旗子的飘带上加印祷词，称之为"达却"，即旗舌，从而产生了与以往旗帜迥然异样的真正的经幡。出于宇宙观和审美情趣的目的，经幡渐又选用四色彩布，杆顶饰以日月。同时，佛教奉佛、法、僧为"三宝"，就不能令信众随意印挂或更换经布，经幡须经喇嘛特意念经开光后才有祈祷效果，而更换则要择节庆吉日。旧经幡不可乱扔，更不容许跨越，随之不少禁忌和仪式得以提倡。至此，经幡不再是箭和矛，不是作为赏赐的战旗或图腾旗，却仍像天梯、像木神之绳，为芸芸众生的灵魂升入天界而挺立在风雨中，飘荡着，祈祷着。在两村地界或山娅、路口，信民也把印有经文的旗布串拉起来，成为横旗或悬旗，藏语称"米特"。当然，宗教意蕴远超过地界内涵，人们路过"米特"下，要下马、脱帽，态度肃然。米特同经幡一样，也要选择节庆吉日，在煨桑、祈祷声中更换，要念经开光，同样不许踩踏不恭。
当然，产生真正的经幡与"米特"，并没有冷落作为图腾的"五雄"。尤其崇马习俗仍在藏传佛教区流行，人们若要拥有时运福气，实现今生夙愿，神圣的宝马仍可为主人祈求神灵。于是,人们创造了印于小纸片上的"隆达"(意为时运之马)，常称为"禄马旗"或"风马旗"。每当节庆吉日，在神山圣地乘风放飞"隆达"，如片片瑞雪从高地飘落，意为意中神马"飞升天界"。它与经幡脱节，成为新的独特风景线，因其简便易用，廉价实惠，颇受信民喜爱而广泛采用。同时，出于对往昔英雄时代辉煌岁月的留恋，人们又在宝马四周加印虎、狮、龙、凤，"五雄"东山再起，并从佛教哲学上对这类图腾不断润色，其中"五行说"就是很有代表性的阐释，说狮子代表土，龙象征水，凤代表火，虎象征风，宝马象征天⑩，以示此旗包容宇宙之一切。基于宗教目的，为增添宗教文化意蕴，人们还把释迦牟尼的七座八宝、吉祥八瑞、梵文咒语、简短祷词等等，密密麻麻地印在纸片上。更有甚者，西宁等地汉族在"九九"重阳节登高时，迎风散放印有鹿马相对图像的纸旗，以鹿马喻"禄马"，充分显示了多元文化的特性。
四、结论
在信仰和习俗的交叉点上，考察经幡源流，可分为三个阶段：公元8世纪前，藏族社会以箭矛为贵，出现竖立木制箭矛之俗，是为经幡之原型或根源；吐蕃时代，崇尚勇武，赐旗给"荣誉甲门"，出现立杆挂旗，是为经幡的母体或直接源；元初八思巴统领藏区后，开始竖立真正的经幡，并有了"米特"、"禄马旗"，成为纯粹的宗教行为。
注:①③⑨⑩⑩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
②③周炜《活佛转世揭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④尕藏加《万物有灵论与藏族人对森林树木的保护》，载《西藏研究》1996年第2期。
⑥⑧根敦群培《白史》(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1月版。
⑦王兴先《格萨尔论要》，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⑩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⑩木雅·曲吉建才《木雅康巴藏族的民居》载《西藏民俗》1996年第3期。
⑩郭雨桥《禄马风旗》，载《风俗》1995年第1期。
⑩南喀诺布《蒙藏远古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4月版(藏文本)。
作者单位: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